了凡四训

第70章 为囚犯下跪求情

lxadmin2022-07-26617

【原文】

鄞①人杨自惩,初为县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时县宰严肃,偶挞②一囚,血流满前,而怒犹未息,杨跪而宽解之。宰曰:“怎奈此人越法悖理,不由人不怒。”自惩叩首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矜③勿喜;喜且不可,而况怒乎?”宰为之霁颜④。

【注释】

①鄞:(yín)指鄞州,即现在的宁波市鄞州区,位于浙江省。

②挞:鞭打。

③哀矜:怜悯。

④霁(jì)颜:变得和颜悦色,指息怒了。

【译文】

浙江鄞县人杨自惩,最初在县衙里做一名小小的官吏。他宅心仁厚,为人守法公平,铁面无私。有一次,县令鞭打一个犯了罪的人,打得那人满脸是血后,县令还是怒气冲冲的,不见一点消散。杨自惩见到这种情况就跪下劝解县令不要再生气了。县令说:“这个人干了违法犯罪的事情,怎么能不让人愤怒。”杨自惩一边磕头一边说:“朝廷中已经没有什么道义、公理可言了,政治一片黑暗、贪污、腐败,人心散失已经很久了。审问犯人要是审出真实情况,应该替他们伤心,可怜他们的不明事理,不应该因为审出了案情,就高兴。高兴都不可,更何况是生气发怒呢?”县令听了杨自惩的话后,觉得很有道理,就慢慢息怒了,变得和颜悦色起来。

【解读】

这一段故事主要讲述的事情是杨自惩不忍心见到囚犯遭到县令的毒打,下跪求情并劝说县令。杨自惩在县衙里只是一个小吏,换句话说杨自惩只是一个小人物,他是吏,但不是官。

在中国古代,吏是指的是官府中的胥吏或差役和没有品级的官员或吏卒;而官一般都是指有品级的、有权力的人,拿到现在来说,一般都是指职务里带“长”的人。换句话说,当官的就是坐在那里指挥别人干活的,动动嘴就行;而小吏那就是专门跑腿打杂的,负责干活的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社会阶层等级制度是十分森严的,杨自惩这种连官都不是的人在县衙根本就没什么地位,从整个故事的内容来看,杨自惩就是一个看守牢房或者犯人的衙役,顶多就是个牢头。

“存心仁厚,守法公平。”这说的是杨自惩的性格。杨自惩是一个爱护别人,宅心仁厚的好人,很有同情心和慈悲之心。同时他又是一个公正无私的人,很让人敬佩。先来看第一件事。杨自惩的顶头上司也就是当时的县令,是一个很严厉的人,对待囚犯十分严厉。有一次,县令在审问一个犯人的时候,再一次遏制不住心中愤怒的火焰,所以这个可怜的犯人就遭到了毒打,被打得遍体鳞伤,血流不止。这时候,杨自惩看不下去了,于是他请求县令不要再打了。

无论什么时代,领导生气的时候都尽量不要出现在他的眼前,这是生存之道。特别是古代,动不动就砍头掉脑袋的时代,杨自惩敢于在县令怒不可遏的时候张嘴替犯人求情,可以说勇气可嘉,但是行为很傻。但是杨自惩傻吗?当然不是,他这样做是有自己的原因的。

第一点,可以说是出于从县令的角度考虑的。要知道,一个人在盛怒之下,往往会做出过激的行为。当时县令那么激动,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把那个犯人打死。虽然县令有很多办法可以解决这种事情,但是因为愤怒就杀死自己治下的百姓,总是会影响到县令的名声的。古人对名声是十分看中的。像关羽,为什么他能流芳百世,因为他义薄云天的名声传遍天下;像宋江,为什么他能当上梁山大头领,因为他“仗义疏财”,名气很大,别人都特别尊敬他。所以,杨自惩求情的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保住县令的名声。

第二点,就是因为县令是一个好人。县令的愤怒只是因为对于犯人犯罪的反感,只是因为性格的暴躁,所以想要用这种方法给犯人一个深刻的教训。他并不会因此而迁怒别人。杨自惩知道自己求情并不会受到县令的责罚,所以才在犯人已经受到“血”的教训后向县令求情。

第三点,当然就是杨自惩自身的性格原因。杨自惩是一个有爱心、同情心和慈悲之心的人,他在旁边看到犯人已经被县令打得血肉模糊、血流不止,所以他于心不忍,并且十分同情犯人,因此他产生了恻隐之心,这才向县令求情。

第四点就在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当初秦朝以法治天下,但也是由于严苛的刑法导致了秦二世而亡。所以从高祖刘邦建立汉朝起,就奉行的是黄老之学,无为而治。汉武帝的时候,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之后的历代封建王朝,都是以儒家学说来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延续了上千年。儒家学说提倡的是仁政,所以杨自惩认为县令这样打骂犯人是不对的,因此他要替犯人求情。

和严苛的刑法相比,儒家学说更注重的是德治。大圣人孔子曾经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中国古代所有儒家先辈圣贤的心目中,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存在的最大的目的就应该是对天下人民的养育、教导、教育。“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东西不是天生就能存在于老百姓的心目当中的。百姓们的一举一动,见解、行为、思想、主张、伦理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都需要统治者一点一点地分别教导。所以,要想彻底地教育犯人、彻底地让犯人改过自新,就一定要先了解为何罪犯会铤而走险,又为什么会干那些触犯法律的事情。

但是县令并不没有因为杨自惩求情就放弃殴打犯人,他认为犯人既然违背了法律,就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既然制定了法律就要遵守法律;既然触犯了法律就要按照法律来制裁。但是杨自惩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百姓犯罪的原因在于统治者的统治出现了问题。百姓犯法的原因,就在没有人教导他!那么谁负责教导呢?地方官员,也就是市长、县长、乡长这些父母官。儒家言:“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之”就是人民。各级地方官员应当是人民的领导、父母和老师,你的子弟为非作歹,这与你没有把他们管教好有很大的关系。杨自惩说得非常清楚,原因是朝廷失道,人民离心。从某种意义上说,罪犯越多,证明世道混乱不堪,这是统治者的责任,是朝廷的责任。

经过杨自惩的劝说,县令也明白了。在这种混乱的世道中,即使这个县官再怎么样地维护法律、明朝秋毫,也改变不了什么。就算审出了案情,处置了犯人,那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本来政治黑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足以让一个有责任心的官员感到羞愧了,还有什么可喜的事情呢?如果说事情可喜,那是盼望人民犯罪。杨自惩劝谏县令这件事情的结果是“宰为之霁颜”。这说明杨自惩的智慧、德行、见地都十分的了不起。

杨自惩看到罪犯,他更多的是同情,是可怜,是慈悲,他觉得如果这个罪犯能够接受圣人教诲,肯定不至于沦落到成为罪犯的地步。但当时社会黑暗,政治不明,哪里还有让人接受圣贤教育的机会呢?因此,杨自惩看到罪犯,他心中是慈悲的,更多的是对天下国家的感叹,表现出来的是一颗忧国忧民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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